6月13日 董秀成研究员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近年来，我国坚持清洁低碳战略方向，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此背景下，石油企业何去何从？能源更替变迁有什么样的规律？“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能源转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董秀成表示，作为化石能源，石油在利用过程中难免有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因此，石油公司的传统业务和市场空间将被压缩，必须加快转型。

去年，我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将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生产、消费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对能源行业有着颠覆性影响。一个显著的影响是电动汽车的推广。目前，德国、法国、英国、挪威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发布了禁售燃油车时间表。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曾发布消息称，将适时推出燃油车退出时间表。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推出燃油车退出时间表有望提速。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下，国内外石油公司纷纷加快转型步伐。董秀成表示，这些石油公司是顺势而为，也是形势所迫。以前，国内石油公司转型力度与国外公司相比稍显滞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形成倒逼形势，国内公司也开始全面布局转型。

从能源转型趋势看，董秀成认为，非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是必然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着石油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基本趋势。

董秀成认为，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石油作为燃料来源的市场空间将被压缩，但作为工业原料的市场空间没有压缩，新材料还将是未来发展重点。这意味着未来石油产业链可能被重塑，传统的原油—炼油—燃料—交通的路线可能弱化，原油—化工原料—化工品—新材料的路线可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拓展。

5月18日 王宏禹研究员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

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表共同声明，称双方同意不将两国在钢铝关税问题上的争端升级，从而避免欧盟提高对美关税。

欧委会称，将暂缓针对约36亿欧元的美国输欧的威士忌、摩托车、船只等商品征收50%关税的举措。“欧盟致力于与美国一起为解决钢铝关税找到解决方案。”欧委会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宏禹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盟此前向美国征收关税，更多是一种姿态，而非真正想对美方施加压力。欧盟想适时地推迟或取消关税，以向拜登政府示好。欧美在经贸关系上不断走近，更多是基于政治利益，而非经贸利益。但在这背后，欧洲产业界的利益并没有被满足，欧美在贸易问题上的冲突，仍有可能在未来扰动欧美关系。

王宏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欧盟之所以在关税问题上向美国示好，更多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进而推动了双方在经贸方面不断走近。“此种政治考量更多是基于外部压力。”他称。

此次欧盟暂缓对美国钢铝关税升级报复措施，能否在拜登访欧前，为欧美关系带来积极信号？

王宏禹称，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欧盟对美国加征了一系列关税政策。但是，欧盟更多只是一种姿态，是想通过施加关税措施，以表现对美国贸易不公平现象的关注。更深层次上，欧盟也是希望，在拜登上台后，欧盟可以适时地暂缓或取消关税政策，以向拜登政府示好，为缓解美欧关系释放积极信号。

5月10日 王志民研究员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

根据韩国和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将免除从以色列进口的95％以上的关税，以色列将对所有韩国进口商品免除7％的关税。签署此份文件是以色列外长加比·阿什克纳齐和经济产业部部长阿米尔·佩雷茨5月10日至13日访问首尔的主要事件之一。这是以色列与亚洲国家签署的首份此类协定。

根据该协定，以色列将降低汽车及其零件、冰箱、医疗设备、电子零件、玩具和电子游戏、塑料产品和化学药品的进口关税。关税政策的自由化也将增加以色列对韩国的出口。首先是医疗和生物技术设备。目前由于成本昂贵，这些以色列产品的表现并不逊色于美国和欧盟生产的类似商品，而韩国已经与美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未来的自贸协定将对以色列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巨大的中国市场是以色列希望早日签署该协定的最重要的缘由。

王志民专家说：“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项经济协定，与政治关系和民间交流同样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双边关系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基础都比较好。中国和以色列有推动协议达成的意向，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我想民间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总体上中以两国高层之间的障碍比较少。另外，中国和以色列可以开展经济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两国在经济上存在垂直分工，合作互补性非常强。众所周知以色列在高端制造和科学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当前正在优化经济结构，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说我们是需要与以色列合作的。同时中国庞大的市场也是吸引以色列合作的优势。随着今后两国民间经济交往的逐渐加深，我个人对中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是持乐观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美国会施加压力的可能性。”

5月 冯辉研究员研究成果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征管竞争的法律建议

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与公共政策，平衡协调税收优惠、财政收入与税收主权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国际税收竞争的浪潮中不可能置身事外，适度的税收征管竞争有利于提升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但过度的税收征管竞争将产生负外部性。我国应坚持不依赖税收优惠吸引外资，保证政府能获取充足的财政收入，以提供高标准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资本，不可偏重于单向降低税率、过度税收优惠等损害自身税收主权的方式。参与国际税收征管竞争应选择合理、有效的手段和工具，核心是完善涉外税收征管中税收优惠制度。应当确立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目标，目前我国从追求高速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应有倾向性地给予高科技产业更多的税收优惠措施，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应当优化税收优惠的类型，重点实行间接税收优惠措施，比如采用递延纳税或加计扣除等方式，避免直接涉及税率和税额的优惠措施。

创新税收征管服务方式、提升税收征管服务质量

我国在纳税时间与纳税次数等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上还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应完善涉外税收征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应由国务院牵头，以国家税务总局为核心，明确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促进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是加强涉外税收征管的数据共享，提高涉外税收征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应不断创新涉外税收征管的服务方式，提升涉外税收征管的服务质量。促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电子化，进一步提升“金税三期工程”的建设与实施水平，联合征管机关设立的“电子税务局”系统，打通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全面升级网上办税机制，让税收征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制研究，国家税务总局应及时发布企业对外投资税收服务指南并且及时更新，同时发布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指南并提供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对应的语言版本。加强涉外税收征管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现有税务征管人员的培训力度，包括财税专业知识，以及法律、金融等相关专业知识，加强对反避税等国际税收征管案例的学习。依托国内相关高校展开定点定向教育，建立国际税收征管人才的培育示范基地，扩充税收征管的人才储备库。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区域税收征管协调

目前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仅有“论坛”与“联盟”两个支柱，参与的国家较少、涉及的范围较小，无法满足复杂的国际税收征管对于组织及制度建设的要求。此外，现有合作机制具有滞后性，往往只能在问题发生后被动应对，并且时效性不足，在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方面存在缺漏。我国应担负起推进沿线国家国际税收征管竞争法律治理的职责，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组织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遵循“平等互利、自主自愿”的基本原则下，通过签订税收协定等方式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一体化协调。在推动区域税收征管协调的初始阶段，可以同与我国贸易往来相对密切的国家和地区构建国际税收征管协调示范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扩大示范区的范围。我国应倡导建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平台。鼓励和支持各沿线国家和地区将本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征管信息等按照平台统一标准予以披露，以便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投资者查阅。平台在收集各国涉外税收征管信息后应当进行整理和分析。每个已经公开自己信息的国家和地区有权查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从而为各国企业提供查询便利，同时也有利于各国政府有效打击国际逃税避税行为。

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是各国家和地区实现税收征管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手段，截止到2020年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还有少部分尚未与我国签订双边税收征管协定，目前已经签署的协定也存在着未及时更新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应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税收征管机构的合作，尽快实现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双边协定的全覆盖，并在双边协定的基础上拓展多边协定，明确税收征管协定的适用范围，避免双边重复征税，消除和减少国际税收征管套利等负面影响。我国应当加快推进双边和多边税收征管协定的谈判工作，并切实推进对已签署税收协定的更新及修订。参照协定签订的时间顺序，与东南亚、中东欧、南亚、独联体、西亚和中亚的沿线国家及地区开展税收协定的二次谈判工作，尽快完成协定的更新工作，发挥双边税收协定应有的作用。在税收协定重新签订的过程中及时增补重要内容，如增加间接抵免与税收绕让条款，从而进一步为企业降低税收负担。我国应当积极促进多边税收协定的签订。除了积极加入多边公约以与国际税收征管体制保持一致，还应尽可能地促进和带领“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参与国际多边公约，积极响应国际组织的号召，促进国际税收征管的良性竞争。

内容来源：经济日报、第一财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