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 董秀成研究员接受中国石油报采访

4月1日，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召开第15次部长级会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同意5月增产35万桶/日，6月再增产35万桶/日，7月增产约44万桶/日。沙特阿拉伯还表示，将在未来3个月内逐步取消100万桶/日的额外减产，即5~7月分别将自愿减产计划减少25万、35万和40万桶/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欧佩克+达成逐步放松减产限制的结果是符合预期的。前段时间，国际油价上涨较快，3月8日，布伦特油价个别时段曾经一度冲至70美元/桶。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调整产量来稳定油价。油价上涨是一把双刃剑，油价上涨过快，虽然对产油国有利，但是也会导致北美页岩油的产量增加，一旦供需关系再次失衡，价格还会下跌。同时，当前的国际油价无论对于欧佩克还是非欧佩克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4月1日，国际油价上涨，WTI原油期货价格较前一日上涨2.29美元/桶，达61.45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较前一日上涨1.32美元/桶，达64.86美元/桶。董秀成对于这一天油价的上涨给出了更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期货市场存在金融家的趋利行为。各大机构分析师在会前预期欧佩克+降低限产幅度将更大，会议结束后虽然没有预期那么大，但随着美国相继推出财政救助和刺激政策，市场预期随着经济情况好转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如果供应没有跟上，预期油价上涨就会买入。

5月10日 王志民研究员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增长：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06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 记者注意到，从具体领域来看，流向制造、信息传输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志民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拥有丰富的产能与相对丰富的资金，而制造业跟民生息息相关，吸引大量的就业，因而中国企业去投资当地制造业，也是利好当地的民生。”

王志民还表示，“虽然疫情持续一年多，但各国的经济仍需持续发展与增长，因此离不开投资，而中国是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这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一个好的发展基础。”

从投资目的地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增长。王志民是“一带一路”最早研究者之一，他告诉记者，“由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过近8年的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我国推动的项目建设进展非常顺利。目前有很多项目已建设完成，也有些项目的配套设施还在建设中，还有的项目还在寻求合作，总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有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旬，我国已经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2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在业界专家看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展望未来，王志民认为，“在疫情背景下，防疫产品相关领域仍存在发展机遇。并且在后疫情时代，健康产业也面临很大的发展机会。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去’应与国家的战略发展相配合，我国2020年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预计更重视东西部平衡发展，国际循环带动和优化国内循环发展。”

不过，风险与机遇并存。 王志民也对记者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沿线国家内部政局不稳定的风险和法律风险。”

5月10日 李长安研究员在腾讯新闻灼见发表观点（节选）

5月11日，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晓，这是继2010年之后，我国再次摸清人口家底。在过去十年，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现了显著变化。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曾经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也呈现出渐次衰减的趋势。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冲击，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起点。根据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强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很显然，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的。也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和占比持续性的下降，将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成为经济增速减缓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口红利”的衰减表现为“招工难”、“用工荒”现象的不断加剧。早在本世纪初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开始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现象迅速扩展到了全国。由于用工紧张，劳动力成本也开始不断上升，这又对我国的竞争优势产生不利的影响。

为了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国开始实施了积极的人口政策。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不断放宽人口生育政策，努力改善人口结构。2013年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两年后的2015年又推出了“全面二孩”政策。从政策效果看，短期效果比较明显，二孩率迅速上升，带动了出生人口的增加。但从长期看，人口增长依然没有摆脱继续下行的趋势。即便未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仍无法扭转。因此，有必要在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减轻生育和抚育成本，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努力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除了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外，稳妥推进延迟退休也成为政策的必要选项。据统计，目前我国60-64周岁的老年人力资源有近8000万。如果能够将这部分老年人力资源挖掘出来，那么对于缓解我国的社保养老压力，增加劳动供给，延长“人口红利”，都大有裨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转变，是应对“人口红利”衰减的根本之道。“人口红利”衰减倒逼科技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60%左右。以机器人为例，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和引进机器人最多的国家之一。当然，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人口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努力争取以“素质红利”取代“人口红利”。我国虽然人口总量庞大，但高素质人才的规模依然偏小，远远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总体来看，素质不高、缺乏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依然是主体。因此，加强人口与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尽快打造一支素质高、技能强的人口与劳动力队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

4月 冯辉研究员研究成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额为186.9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3.7%，7年来中国已累计对沿线国家投资1173.1美元。

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额位列前10位的国家中除俄罗斯为欧洲国家外，其余均为亚洲国家，其中，中国已成为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国家的第一外资来源国。我国最主要的投资地点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并呈现由南亚、中亚、西亚和北非、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沿线国家的税收征管竞争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影响

第一，促进我国颁布涉外减税措施、降低税收负担。比如在所得税方面，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生效，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另外，在货物和劳动税制方面，我国实行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税收制度改革，促进增值税制向国际增值税的实施标准靠近。

第二，促进我国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从2014年开始，我国通过移动税务系统和在国内两大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上开通公众号，整合纳税服务功能。2015年，通过“互联网+税收”挖掘大数据服务纳税的潜力。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推出“金税三期”系统，方便不同印花税的电子报税。2018年，我国将省级以下的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合并，进一步优化征管体制、提高征管效率。

第三，促进我国提升税收体系的廉洁度，提供更加优质的纳税服务。十九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降低纳税人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提供了保证。此外，税收征管机关致力于向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强化税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服务功能。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要求做好税收服务与管理的通知》（2015）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通知》（2017），均强调通过提高政府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资企业的税收征管效率、合理减轻外资企业的投资成本、在更高水平上促进外商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沿线国家的税收征管竞争对区域税收征管秩序的影响

国际税收征管竞争对“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沿线国家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一方面，沿线国家的直接税整体简化、税负下降，间接税设计不断优化，关税水平持续稳定下降。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在税收征管竞争的影响下积极寻求区域税收征管合作。2018年5月，“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成功举办，会议就税收法治、纳税服务、税收合作以及争端解决达成广泛共识。会后，各方联合发布了《阿斯塔纳“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倡议》，在竞争中谋求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税收征管合作。2019年4月，34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务部门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正式建立。

国际税收征管竞争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跨国企业必须花费较高的成本来了解和接受不同国家的税收制度，国际税收征管竞争提升了企业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税收征管竞争人为减少了应税利润，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大的避税空间，造成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损害了相关国家的税收主权，从而进而损害一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内容来源：中国石油报、中国经营报、腾讯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