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周念利研究员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圆桌派》栏目记者采访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数据与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拥有了相同的地位和角色，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成为了中国发展新征程的助推器，更成为了中美博弈的主战场。2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授权拨款520亿美元支持芯片企业在美国国内开展生产活动。当地时间2月7号，美国商务部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验证清单”，主要涉及生物、激光、光电、半导体、精密器械等领域，令中国进入这一名单的实体达到175家，目前数字技术为何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中美已经在哪些领域展开数字技术全面竞争？就以上问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圆桌派》栏目记者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周念利研究员。

记者：周老师您好，您跟我们大家解读一下数字技术为何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

周念利：关税贸易战之后，中美竞争移步到科技战的发展阶段。以人工智能、AI、5G为主的数字技术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目前全球已经步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智能革命的时代，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被视作是国家实力增长的主要源泉，也为大国崛起提供了重大契机。有研究显示，到2025年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经济总量将占到全国GDP的24.3%。所以现在不仅是中美，而且一系列其他的经济体，比如欧盟、日本、韩国都先后推出了人工智能和5G相关的战略规划，希望能够在智能革命中抢占先机。第二是就全球来看，中美是全球数字技术领先的经济体。美国的一家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通过对人才、研究、企业发展、应用、数据、硬件六个方面的指标综合评估后，认为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整体处于显著领先的优势地位，中国紧跟其后位于第二名。另外，中国在5G技术领域的追赶已经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尤其是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5G技术企业不断地在遭受美国及其盟友的多重打压。总体看，在中美科技战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竞争已经成为两国角力的焦点，而这种角力不仅仅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对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记者：大家现在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数字经济是如何内化为权力，而改变国际权力分配格局的？

周念利：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谈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指的是国家A基于它的竞争实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向国家B来施加影响的能力。我们可以对“数字技术权力”也给一个界定，它指的是国家A通过它所能控制的数字技术资源，从而依据自己的意愿对国家B施加影响的能力。数字技术和权力存在两个方面的内在关系。一方面是数字技术本身是权力的来源，一个国家依托自己掌握的一些核心数字技术，通过影响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进而对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产生影响，进而对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秩序。另外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权力之间还有一种交互关系，数字技术可以转化为权力，权力也可以进一步强化或改变技术的实力。

记者：目前中美已经在哪些领域展开了数字技术权力竞争呢？

周念利：中美数字技术权力竞争可以说已经从三个层面得以表现，一个是物质层面，第二个是制度层面，第三个是观念层面。物质层面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中美相关的数字技术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都在争取更好的分工地位，争取能够获得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制度层面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中美都在积极地参与到跟数字技术相关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制定之中，希望能够在制度的构建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观念层面，中美两国都希望能够更多地对外输出符合自身利益和诉求的跟数字技术相关的知识体系、道德伦理准则和相关的价值观，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其他国家。

记者：据周老师您的观察，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中美数字技术分别处于哪个位置？美国又利用了哪些手段来保持它的优势地位呢？

周念利：全球的产业链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可以区分为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从价值增值的角度可以分为高附加值环节和低附加值环节。目前从全球来看，在数字技术的全球产业链之中，美国通过凭借其在核心技术上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地位，一直占据了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同时也占据了高附加值的环节，最典型地体现在半导体的全球产业链之中。美国在研发和设计这两个上游环节上一直占据优势地位，然后据此它能对下游的制造和组装环节产生影响。目前来看，美国的企业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场份额中大约占45%，而中国大陆只占5%。另外从半导体技术全球的分工合作来看，有少量的中国企业爬升到了研发和设计的上游环节，譬如说华为海思麒麟拥有自主设计芯片的技术能力，但是它也要受到美国核心技术的限制，譬如说它使用的工具软件仍然要依赖于美国。可以说在半导体的行业之中，美国相对于中国还是拥有绝对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为了保持领先的优势地位，也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美国也在积极地布局和实施相关的产业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无论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在5G技术领域，美国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官方的指导文件，采取了非常全面和具体的战略举措以及产业政策来促进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二个是美国针对竞争对手—中国实施了比较严格的出口管制，希望能够把竞争对手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第三个是实施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破坏与重构。

记者：在规则制定方面，美国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它主导的美式数字贸易规则？

周念利：可以说是从2000年和约旦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美国就非常注重在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输出符合美国意志、能够反映美国诉求的所谓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在过去的20多年里，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已经形成了并且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演进升级，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成体系。美国在全球推广这些数字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当美国与它的贸易伙伴、谈判对象来缔结这些贸易协定的时候，有些经济体，譬如日本确实是主动向美国看齐，主动接受了一些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但有些国家，譬如墨西哥、加拿大，它们在与美国进行相关贸易协定谈判的过程中有时候确实是迫于某种压力而作出妥协，部分接受了美式的数字贸易规则。总体上来看的话，美国还是采取了类似于制度诱陷甚至于制度强迫的方式来推广和主导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发展。

记者：目前可以看到，美国是频繁使用制度孤立手段来对中国施压，那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要用这么强烈的手段呢？

周念利：相比于制度诱陷和制度强迫，可以说制度孤立是美国现在使用最多的一种对华战略措施。制度孤立是指主导国联合体系内的大多数国家而制定符合其利益诉求的国际制度，这个制度又将某些少数国家排除在制度之外的权力实施方式。可以说制度孤立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权力实施手段，但是在现阶段中美两国的数字技术竞争中，美国却频繁地使用制度孤立的手段来对待中国。譬如在5G的技术领域里，美国联合欧盟、日本、韩国召开了布拉格5G安全会议，并且在5G领域制定了一些安全相关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外。譬如在人工智能的技术领域，现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提议美国应该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盟国组成技术政策联盟，以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这些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也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这么做的目的确实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联合盟友来遏制中国的科技崛起，通过孤立中国，联合盟友与中国“脱钩”，打压和降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压缩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来从各个领域遏制中国的发展。

记者：面对美国的高压，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应该如何提高数字技术竞争实力，避免在竞争中产生不必要的内耗？

周念利：我觉得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努力。第一个方面是靠自己练好内功，提升在物质层面的数字技术权力，要加强对高尖技术研发的投入，追求效率，提升我国在数字技术上研发和运用的水平，希望能够努力攀升至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能够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第二个方面我们不能只做不说，要努力在数字技术相关的制度建设中发声，尤其是在我国擅长的领域里我们可以对外输出相关的标准、规范、规则，数字贸易所谓的中式模板要尽快地完善和积极对外输出。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提升软实力，积极参与观念层面的数字技术权力竞争，数字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往往竞争谈得多一些。但事实上，除了竞争之外，中国也可以开展合作，无论是技术的研发还是技术治理的领域，其实中美还是有许多的合作对话和协商的空间。总体来说，中美既要竞争也要合作。

2月24日 蓝庆新研究员接受CHINA DAILY记者采访

China is likely to take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to align with high-stand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s well as to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 that reflect China's experiences, according to experts and business leaders.

Such efforts will not only expand market entry but also improve fair competition, to help with high-level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e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they said.

They made the remarks as the country's opening-up push for the future is expected to be a hot topic during the upcoming two sessions, which are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Lan Qingxin, a professor at the Academy of China Open Economy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aid China is expected to expand market entry for foreign investors in the services sector, release a national negative list for trade in services, and further open up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country will also likely take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low carbon and promote reform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aid Lan, who is also president of UIBE's Yangtze Delta Region Trade Institute.

2月25日 孙洁研究员接受人民政协网记者采访

我国平台经济的繁荣更多的是基于成熟技术和商业模式，应用规模最大，场景最丰富，但是当下我国互联网用户增量空间收窄，获客成本越来越高，流量为王，平台的垄断发展集中在流量争夺、资本强强并购上。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表示，数据不共享、平台不互通是社会治理中最大的“卡脖子”问题。“三医联动”难以推动，实际上是数据不共享，医疗、医保、医药三家之间的数据和平台不对接，甚至医保内部系统数据也不对接。“快递、外卖、网约司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还得用互联网思维、用平台的方式来解决，这就要求政府要通过数据经济平台、区块链技术来解决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维护他们的权益离不开平台数据，因此互联互通非常重要。”她呼吁。

2月26日 海尔研究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希腊国际关系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派拉吉娅•卡帕西奥塔基（海尔）日前在雅典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即将在三月召开的中国两会势必比以往更吸引全球的关注。因为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的一大重要支柱。因此，中国在即将举行的两会上作出的决定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世界的发展与走向。多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并实现了惠及全人类的发展。2021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一成就向世界说明了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一个国家的实力，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福祉。她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中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或许也是当今唯一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的大国。中国不仅自身经济具有稳定性，还积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项目，这非常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克时艰。

内容来源：新华社、《南海圆桌派》音频、CHINA DAILY、人民政协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