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 李长安研究员于《环球时报》发表观点（节选）

日本是世界上首批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日本的结婚人数正在悄然减少，出生人数有可能出现大幅减少的现象，这将进一步加深日本的老龄化程度。为应对挑战，日本在如何开发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方面可谓费尽心思。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结婚生育。同时提高对生育的补贴，还特别加强对不孕不育治疗的补贴，以期提高出生人口的数量。

另一方面，不断挖掘老年劳动力市场，使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日本社会从劳动力界定入手，大大扩展了劳动年龄的范围。而随着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日本成为能工作到70多岁的社会绝非虚言。联合国2019年发布的《世界老龄化2019》报告显示，如果把平均预期寿命减掉最后15年定为“劳动人口”，那么与韩国、意大利等同于被老龄化困扰的国家相比，日本就不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老龄化带来的困难也有可能被夸大了。

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日本高度重视对老年劳动力的再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改革养老金和工薪税制度，同时大力开发更多的灵活就业岗位，使老年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现就业。事实上，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率持续上升，已经由2008年的19.7%升至2018年的24.3%。这也意味着，日本有将近1/4的65岁以上老年人加入了劳动力市场当中。其结果是，尽管日本的人口数量仍在下降，但受益于更多老年人参加经济活动，就业人数却不降反升，劳动力队伍不断扩大。目前，日本就业人数达到6800万人左右，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

中国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冲击。未来5年，随着结婚率下降和少子化现象不断加深，中国将由轻度老龄化社会向中度老龄化社会发展。与此同时，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问题也早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现象蔓延至全国。如何拓展劳动力队伍，延长人口红利的期限，是一项重大的人口战略。很显然，日本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1月19日 李青武研究员于《民主与法制时报》发表观点（节选）

银保监会日前起草、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涉及修改法律条文数量共计12条。如何评价《征求意见稿》，笔者认为，应探究我国保险业外资开放背景下的立法理念。

首先，坚定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外商投资法第3条规定，“国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鼓励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投资。国家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在外资保险公司设立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应体现外商投资法规定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其次，坚持内外资一致。外商投资在准入后享受国民待遇，国家对内资和外资的监督管理，适用相同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从国籍角度看，外商投资的保险公司属于中国的保险公司，是中国公司法人，应遵守我国法律规定。我国外商投资法第4条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但我国保险方面的法律，比如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此还没有作出进一步规定。

再次，遵循我国金融领域对外资开放的目的。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为22.4万亿元，较2020年初增加1.9万亿元。尽管我国保险业积累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但在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风险分散问题，依旧存在着些许问题，例如巨灾风险方面，虽然有公司开发了地震保险，但险种保险金额低，且对迫切需要的洪灾险迟迟没有落地。因此，我国当下金融领域对外资保险开放，其主要目的是解决我国保险行业专业技术落后引发的粗放经营问题、分散国计民生风险的险种不足及其保障程度低问题。但从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来看，其立法原则、精神等还需提高。

最后，要遵循“抑恶扬善”原则。“资本”本身无善恶之别，但由于制度诱导和监管乏力，会导致资本被滥用。比如有的国家立法禁止保险业暴利，甚至规定特定险种的利润超过一定比例时，超过部分要退还给投保人，或折抵下一期保费；有的国家规定，保险赔付额在保费收入总额中的比例不得低于70%；同时，辅之以严苛的保险违法责任。但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监管办法》第9条规定，“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服务，应当……以降低赔付风险为主要目的……”这不仅导致外资保险公司在其国内的合规性经营文化在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后没有被发扬，反而违背了最大诚信原则。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我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3.7万亿元，同比增长7.2%；赔款与给付支出9989亿元，同比增长6.1%。根据该数字测算，保险责任支出数额仅占保费收入总额的26.997%。因此，如果我们继续维持这种现状，那么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后，是否还会倒逼我国保险业专业竞争水平提升、专业化程度提高，值得思考。

1月19日 王志民研究员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

中国正处于教育体系大规模转变以及为新型数字经济和自动化经济服务提高各种技能的前夜。这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的专家们在新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让国民为这种转型做好准备，那么它将成为其他国家经济变革的模型。中国是否为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这一切做好了准备？为何需要技能“革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志民提醒大家，中国政府规划中已经提到了经济结构现代化和重建适应这一点的教育体系。但这对快速飞跃来说未必足够：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在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一直在规划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会涉及到各个领域的细节。包括教育模式从应试向研究型和创新型转型，还有企业的研发经费重视等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宏观上我们有做出规划，但是中观和微观层面却还没有完全重视起来，有些应对不足”。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专家们指出，在未来10年内，普通工人需要花费87天掌握“自动化”。对3.31亿名农民工来说，他们22%——40%的工种都处于风险区域。与此同时，每名工人平均需要40个工作日来习得新的能力和技能。

王志民认为，中低端的制造业完全转移或被抛弃应该是不可能的，毕竟国内有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除了从事制造业工作外，可能还会出现在一些比较低端的岗位，比如快递员、外卖员等。

2020年12月底，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atTufts University）的专家们与万事达卡公司（Mastercard Incorporated）对全球各个经济体的数字化程度进行了分析。

王志民说，“全球目前是呈现东升西降的一个趋势，与西方国家相比，东方国家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像中国的体制也具有自己的优势，通过东方文化能够有效地推进各项进程安排。而西方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矛盾的激化，欧美就都比较明显。并且亚洲现在更加重视合作，甚至连非洲也在合作，而西方大部分国家却在纷纷退群。”

1月25日 周念利研究员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

多年来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和生产的数字化一直是中国工业政策的优先领域。还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序言中，就已明确指出中国工业潜力虽然很大，但并不强大；要提高这一潜力，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增强关键工业技术能力。列出了需要技术突破和发展自身创新潜力的十大关键领域。其中包括新一代半导体和ICT、CNC机床和机器人技术、新材料、生物医学、造船、高铁运输、新能源、农业技术、航空航天和能源领域的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在上述行业中积累自身实力和相应的知识产权，并将大幅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产品的依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周念利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5G通讯恰好是确保工业突破的端到端技术。

周念利教授说：“5G技术相当于一条高速公路，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我们可以嫁接和培育很多新的服务和业态。目前中国的5G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在这一优势地位上，未来我们基于5G技术构建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应该也将处于领先状态。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新基建投资基础上的相关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可能都会发挥促进作用，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就像电能曾几何时使各种车床、机器和设备运行起来一样，5G将使中国成为智能制造进程中的全球领导者。同样重要的是，工业互联网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起初并没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的发展。正如周念利教授所说，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作为世界工业强国的形象。

周念利专家说：“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门类非常齐全，同时我们的ICT技术也是比较领先。今后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服务在制造业中的占比越来越高，ICT技术的加持可以提高中国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实际上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这种高品质数字化的中间投入确实能够给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化带来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我们在数字服务的某些细分领域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我对于二者结合的前景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1月25日 董秀成研究员接受《北京日报》采访

1月15日，2021年首次油价调整窗口开启。国家发改委通知要求，当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将上调，每吨汽油上调185元、柴油上调180元。

此次调价是2021年第一次调价，同时累加2020年末的调价，也是国内成品油现行调价机制自2013年执行以来首次“五连涨”。

“按国家发改委现行价格政策规定，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实行挂钩联动机制，而最近几天国际油价总体上上涨，因此导致国内成品油零售最高限价上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董秀成表示，此次成品油价格上调符合预期。

“从今年趋势看，国际油价将继续呈现波动震荡特征，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董秀成认为，影响油价的因素较多而且复杂，比如全球经济受疫情防控因素影响是否复苏稳健，疫情控制程度和时间多久，尤其是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疫情防控是否有效，疫苗有效性是否明显等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OPEC+机制是否继续，主要产油国如沙特、俄罗斯等是否严格遵守限产协议。”他认为，这将直接影响油价的稳定。另外，地缘政治因素也将是全年关注的重点，如中东战乱，美伊关系是否交恶，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战乱是否趋于紧张，这些因素均会对油价构成重大影响。

董秀成认为，总体上，全年油价平均水平可能保持在45至55美元/桶，应平均高于去年。

内容来源：环球时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民主与法制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