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于《国际商报》2020-05-21 04版

　　在全球抗疫的同时，美国社交媒体也面临着治理“信息疫情”的挑战。盖洛普调查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疫情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虚假信息，70%的表示社交媒体是虚假信息的主要来源。美社交媒体为“信息疫情”提供了滋生蔓延的温床，误导民众，影响公共政策决定，其治理之得失值得深入探究。

　　社交媒体遭遇严重“信息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我们抗击的不止是流行病疫情，我们还在抗击一场‘信息疫情’。”真假不一的信息充斥，干扰健康信息传播，造成疫情“次生”危害。这种情况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显得尤其突出。

　　“标题党”和虚假药方。美国南加州大学梅拉迪实验室统计，社交媒体上“标题党”内容占到社交媒体谣言的17%。如“黑人不会感染病毒”“美国将要马上封国”“某种神奇的漂白剂可以治病”等等。彭博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失言说出“向体内注射消毒剂可以治疗新冠病毒”之后，24小时内推特上发文含有“消毒剂”和“漂白剂”的词语就超过160万次。大量虚假信息、绘声绘色描述的“神迹”和杜撰的“救命稻草”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提高了人们寻求正确有效信息的难度。

　　分裂人民的“仇恨言论”。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顽疾，此次疫情中，针对中国人和亚裔的“仇恨言论”在网上持续发酵，有些甚至从网络空间延伸到了现实，对亚裔的伤害事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出现kung flu（“功夫流感”）、YellowPeril（“黄祸”）、FluManchu（“流满洲”）等歧视性词汇，有的直接配上了亚裔女子手撕蝙蝠、喝蝙蝠汤的图片和短视频。大西洋理事会智库数字鉴证实验室的研究指出，特朗普等美国政界人士多次在新闻发布会和推特账号上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相关社交媒体帖子大幅增加。这种不负责任将病毒和种族联系在一起的言论极具煽动性，非理性行为已从线上延展到线下，包括针对个人的攻击或暴力行为，进而演变为禁止华裔进入某些场所的集体形式。

　　甚嚣尘上的“阴谋论”。梅拉迪实验室统计，从3月1日到5月3日阴谋论在社交媒体谣言中占比达到12.6%。“中国病毒武器战争”“武汉生物实验室泄露”“俄罗斯的阴谋”“比尔·盖茨的惊天阴谋”等言论在社交媒体上迅即吸引了大批“拥护者”。推特的流行和开放结构吸引了大量的自动化程序（bots，机器人）。针对中国抗疫的指责和谩骂有一部分就来自“推特机器人”，其发帖频繁、话题单一、转发比例极高，但幕后操作者难以追踪。本该用来帮助抗疫的算法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成为攻击别国的“武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添油加醋”，进而演绎出更复杂、更“合理”的阴谋论。

　　“党派之争”和“隐私困境”。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将于今年11月举行，应对疫情成为两党交锋的主要话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称，“特朗普对冠状病毒不负责任，他对我们国家未能做好应对的准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朗普则回怼：“民主党人一如既往喜欢挑起事端，在这样的危机面前，他们什么都没做”。另一方面，民众担心社交媒体公司会利用收集健康数据和定位数据等侵犯自己的隐私。皮尤研究中心4月份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到“政府利用手机追踪人们以确保人们遵守‘社交距离’”, 62%的美国人认为此举令人无法接受。疫情中社交媒体既卷入总统选举这样的大政治，又牵涉到每个个体的生活，进一步推动公众立场分化。同时，人们偏向与共同精神追求、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交流沟通，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个人“信息茧房”和虚拟世界“群体极化”现象。

　　治理“信息疫情”美媒乏术

　　在运用社交媒体应对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美国具有丰富经验。而疫情之下社交媒体“乱象”频仍，“信息疫情”蔓延，相关各方也在努力应对。

　　政府监管缺乏有效手段。美国现有的立法、技术监控等手段主要针对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但对疫情下社交媒体的监管却力有不逮。而且，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权力分散、政府与媒体机构之间关系紧张等深层次的体制原因，使得政府在监管疫情信息方面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坚定信仰，使得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政府高层亦不时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成为错误信息的源头。

　　社交媒体平台需发挥应有作用。3月16日，美国5大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Twitter、YouTube、LinkedIn、Reddi及科技巨头谷歌和微软发布联合声明，称将团结一致、共同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欺诈和错误信息做斗争。Twitter列出对抗“新冠谣言”的7步措施，帮助人们寻求可靠信息、保护公众对话、加强组织合作与公众参与。Facebook罕见地宣布将对疫情相关的不实信息直接“删帖”，而非通常将其“后移”放在不引人注意的位置。YouTube从4月1日起设立健康信息面板，发布世卫组织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文字类健康信息以及症状、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内容。What's App设置了转发数量限制，以减缓错误信息传播速度。

　　加强民众媒介素养教育。“自由市场”的舆论环境对社交媒体用户的辨别和判断能力构成挑战。虽然美国是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青少年仍然是“信息疫情”易感的高危人群。位于加州的非盈利组织“常识教育”在其官方推特上提供针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基础数字公民课程”，内容各异、覆盖不同年级，旨在“帮助学生批判性和富有同情心地思考他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更好地在“观点市场”中明辨是非。

　　“信息疫情”治理呼唤非美模式

　　新冠疫情不仅给全球带来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社交媒体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缺乏信息“把关人”等特点，前所未有地放大了“信息疫情”的破坏力，滋长民众恐慌情绪，干扰疫情有效防控，各国均难避“信息疫情”之害。

　　全球共同应对“信息疫情”，各国的探索社交媒体科学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借鉴。新加坡国立大学在5月初发布的报告中，总结中国、新加坡、韩国的治理经验，归纳出立法严惩、及时纠错、公民教育、社会责任、科学理性、学习他国经验的治理模式。

　　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了新冠疫情，还在善用社交媒体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政府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迈上了新台阶。如中国政府网政务微信界面下“疫情信息”，就很好地回应了公众诉求和疑问。“微吐槽、微举报、微围观、微调查让网络舆论监督进入了新阶段”。一些较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及时发布疫情实时地图，并与官媒开展联动。疫情期间，中国社交媒体既为民众提供了“疫情服务”便利，又实现了对虚假信息传播的有效管控，其经验值得总结并推广。

　　美国社交媒体影响力覆盖全球，是最大的“网络国度”，但因政府监管乏力，仅靠平台自律和媒介素养教育，在应对紧急公共卫生危机、阻止虚假信息扩散时力有不逮。社交媒体时代，治理“信息疫情”，净化网络舆论场，需要美国之外模式的合力而为！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课题”“中美两国使用社交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批准号：2020YJ14）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