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 董秀成研究员接受中国能源报采访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我国能源消费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二氧化碳减排任务艰巨。如何更早、更快实现低碳发展，助力实现“达峰”“碳中和”目标，是能源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油气行业既是能源生产者，同时也是会产生大量碳排放的行业，从开采、运输、储存到终端应用环节，都会产生碳排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董秀成指出，“比如，油田开采过程中需要加压、加热、注水、注剂，这些措施本身就是碳排放的过程。炼油行业同样如此，需要通过燃烧供能、供热，一直到油气产品的终端使用，交通、发电领域，也都会产生碳排放。”

“碳减排压力下，行业的整体成本肯定会增加。因为要想减少碳排放，首先需要采取技术手段，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排放，这都需要以成本增加作为代价。在终端应用上，比如交通领域，碳排放越少，对油品、发动机的要求就越高，汽油从有铅到无铅，从国Ⅰ到国Ⅵ，每升一级，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这就是企业要面临的问题。”董秀成表示。

董秀成建议：“对油气行业来说，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要加大减碳的技术投入，不管是生产环节还是消费环节，都要尽可能减少排放；第二，要加快转型，随着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化石能源的市场空间会越来越小，石油企业不得不转型。他们过去是石油公司，将来可以是综合的能源公司，油气之外，还可以发展其他的绿色低碳能源。”

11月25日 周念利研究员接受俄罗斯卫星通信社采访

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中国政府开始集中精力发展所谓的新基础设施，以刺激经济增长。自主创新和发展新基础设施已经写进中国为未来五年制定的新的发展计划。这都是关于数字化的乘数效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周念利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对新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将有助于发展一系列相关产业。

周念利教授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其中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而言是更为明显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基建’，比如5G网络、数据中心的构建等。5G被称为是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在5G相关基础设施的网络布局方面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包括一些新服务、新产品，都可以基于网络运作起来。与消费和贸易相比，这在经济增长当中所产生的效益是相对比较显著的。当然，这也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毕竟投资一直都是发挥着比较好的拉动作用。”

过去中国曾加大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应对危机后果。2008年为刺激经济发展，中央政府推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揽子财政援助方案，其规模相当于本国GDP的12.5％。资金主要用于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传统产业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一方面，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中也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出现了机场和高速公路重建、鬼城以及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等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显然，有必要进行投资，以便为经济新部门的成熟创造机会。新基建恰好可以推动其发展。此外，传统产业也不会得不到支持。周念利专家强调，毕竟数字化还可以提高旧工业的效率。她说：“我认为分为两方面：一是数字化本身可以产生一些新的服务和生产部门，等于说在 GDP的大蛋糕上又多出了一个增量；二是数字化的转型还可以为传统产业赋能，不仅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还可以把仅有的存量部分做大。”

12月3日 董秀成研究员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

欧佩克第12次部长级会议1日仍未就是否延长减产协议做出决定，市场担忧加剧。受访者认为，“欧佩克+”内部存在利益博弈，预计各方最终能够达成减产协议，但减产额度可能与此前协议不同。欧佩克官网公布的日程显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3日将继续商讨明年石油的减产规模，此前该会议被推迟至1日举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董秀成告诉上海证券报记者，“欧佩克+”之所以迟迟未达成减产协议，是因为各方存在利益博弈，对油价预期并不一致。

“一方面，当前油价较减产之前高，部分国家希望能在此时增加产量以改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市场对疫苗大规模接种充满信心，部分‘欧佩克+’成员国预计经济复苏将改善供求关系，因而在减产额度方面存在分歧。”董秀成说，预计与会国最终能够达成一致的减产协议，只是在减产配额方面可能会与市场预期存在落差。

展望长期油价趋势，董秀成认为，明年经济形势好于今年，但原油消费还是要看全球整体消费形势，预计明年油价大概率在每桶40美元至50美元之间。如果“欧佩克+”减产幅度较大，叠加经济形势利好，油价升至每桶50美元以上也有可能。

12月7日 庄芮研究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进出口“冷热不均”，怎么看？

海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11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14.9%，连续第八个月实现正增长。相比之下，进口表现则“冷淡”很多——同比下降0.8%。事实上，今年以来，这种进出口“冷热不均”的局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从前11个月整体来看，我国出口16.13万亿元，增长3.7%；进口12.91万亿元，下降0.5%。也就是说，在出口累计增速早已转正的时候，进口仍然没有摆脱下滑区间。怎么回事？

回答这个疑问，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率先在全球控制住了疫情，为中国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党委书记庄芮说，从“暂停键”后重启的中国，恰好能够以其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满足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

增速提速！我国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党委书记庄芮认为，外贸加速增长再次印证我国经济韧性十足，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商签自贸协定，外贸促稳提质将迎来更多抓手。

12月7日 董秀成研究员接受中国能源报采访

近日，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在深圳前海正式挂牌运营，该中心筹备多年，今年6月中旬完成核准批复，近日正式挂牌运营。作为实现天然气价格发现功能的重要平台，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成立有利于理顺天然气交易各环节、解决行业痛点，助力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的国际话语权。除了此次新成立的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外，国内还有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多个油气交易平台。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董秀成看来，目前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在我国呈现遍地开花的状态。除了上海和重庆两个影响较大的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外，在海南、厦门、大连、盘锦等地也都有，只是名称不一样，交易的物品多数都包括油和气。另外，目前天津、成都也正在筹建油气交易中心，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油气体制改革逐渐深入，需要交易市场来适应市场化改革。

“目前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虽然数量多，但同质性特别强，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和上海、重庆基本没有区别，功能都差不多。”董秀成直言。

“过去企业之间的交易，并不公开透明；通过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可以产生一个市场价格，相对来说能够真实地反映市场供需关系，这是最核心的作用。”董秀成表示，“但交易中心太多就不好了，并且同质化这么明显，效果就差一些。上海、重庆，在组建时都希望成为全国性交易中心，但缺乏顶层设计，缺乏相关政府部门的引导。”

在董秀成看来，交易中心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正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这些交易中心才会陆续出现，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就谈不上建立交易中心。但整体来说，市场化程度以及市场的成熟度并不够，国际影响力还较弱。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平台的可信度就越高，价格发现功能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这都需要时间，取决于交易规模和参与主体的数量。”

对此，董秀成建议：“首先，国家层面要有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的交易中心规范运行，不要像雨后春笋似的遍地开花；第二，要加快整个油气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力度，真正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这样交易中心的作用才能完全发挥，目前距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很大差距；第三，将来还是要通过交易中心之间的竞争，比如谁做的好，谁做的更公开透明，谁的价格接受程度更高，在国内形成一两个大家比较接受的交易中心，这时候我们建立交易中心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而不是为了建交易中心而建。”

内容来源：中国能源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上海证券报、新华社等